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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去年45万农村人口易地搬迁 建安置点562个

万国 

  原标题: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“绿色小镇”样本  

  今天是田家人进城的第292天。

  2016年12月22日,贵州省黔西南州安龙县洒雨镇竜金村的田家人收拾行囊,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大山,举家搬进了县城的新居。一辆电动三轮车就装下了全部家当,田家的儿子田迪回忆,“几样锅碗瓢盆,两张小桌子,还有就是铺盖卷了”。

  搬家时虽已入冬,田家人却都觉得心里“火热火热的”。新生活早已做好准备迎接他们,脚下这条4.5米宽的平整公路,两年前还是条蜿蜒狭窄的“泥巴路”,进趟县城得走上近4个小时,而今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。新生活还包括县城里的新房子、四个蘑菇种植大棚,“都不用花钱”。

  2016年,贵州易地扶贫搬迁首战告捷,对45万农村人口实施易地搬迁,建成562个安置点,劳动力培训9万余人次,户均实现就业1.54人。

  田家人正是这45万人中的一分子。安龙县2016年正式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,涉及八千余户、三万多名搬迁群众;而在“十三五”期间,贵州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共涉及162.5万人。一位当地干部称,这是贵州省“史上最大的迁移活动”。

  “挪穷窝,奔富路”,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计划规划处处长徐元刚说,贵州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,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“当头炮”和重中之重,“搬迁只是手段,脱贫才是目的”。

  只有走出大山,才有出头之日

  2016年秋天,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传来时,田家第一批报了名。

  田家的儿子田迪今年25岁,家里的房子岁数比他还大。山里打下来的石头砌墙,土窑烧出来的瓦片搭顶,山间飘来一朵云,外头下大雨,屋里下小雨。没有玻璃,窗上钉着稀疏的木片,一枚灯泡孤零零地对抗满屋子的黑暗。这些年好歹换上了木头门,田迪小的时候,门都是竹条编的。

  搬迁之前,家里挣钱的营生只有种地。五六亩薄田瘦地种上水稻和玉米,逢上风调雨顺的年景,一年能挣下两千来块钱。要是赶上干旱、冰雹,粮食可能还不够自家吃。

  田迪的父亲田应荣没读过几年书,但他自认为是个思维开阔有远见的人,说话喜用成语,“大山里山高水远、山穷水尽”,“我们长年累月搞原始生产,只有走出大山,才有出头之日”。

  去年秋天,当乡镇干部告诉他,可以不花钱就在县城分到新房时,田应荣心里活泛了。等他坐着乡镇的大巴车到新房参观一圈回来,就已暗自拿定了主意。

  拿定主意的还有同村另一家贫困户穆天明。穆天明今年63岁了,耳朵有点背。他幼时家贫,来到洒雨镇当了个不掏彩礼钱的上门女婿,先后两任妻子共给他生了两儿一女,女儿右脚有点残疾。穆天明农闲时打打零工,还有些帮厨的手艺,但一年到头还是要欠下许多债。

  穆家的房子可以用“家徒四壁”来形容,几乎没有家具,穆天明佝偻着往屋中间的小凳上一坐,几乎要在阴影中消失掉了。

  他家的房子也是村里最偏僻的,山壁的背后,道路的尽头,再无可走之路。穆天明决定响应搬迁,是被儿子的一句话刺激了。去年,正在贵州大学读书的大儿子回老家,甩下一句,“以后绝不在这里住了,自行车都骑不进来。”

  搬迁后的实惠

  临近搬迁,田应荣却生出几分不舍。老屋虽简陋,却是他一石一瓦盖起来的。田应荣记得,盖房时还没有通车,石头要靠马拉轱辘车,从山上一车一车运下来。他去县上买钢筋,扛到家来回走了7个多小时,肩膀都磨烂了。

  故土难离,是安龙县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干部们遇到的阻力之一。“有的人今天说搬,明天又不搬了,有人一听说要开搬迁动员会就找借口开溜。”安龙县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刘兴安告诉记者,上了岁数的人尤其不愿意搬迁,“毕竟是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”。

  为了做动员工作,干部们到符合搬迁条件的农户家中反复做工作,一位干部进山时赶上下雨,车轮打滑,差点翻车。干部看着山路一侧陡峭的悬崖,开玩笑说,这要是掉下去,不是车祸,是空难。

  周林刚以前是洒雨镇扶贫工作站站长,他总结的经验是,“你拿他劝不动,就拿他孩子劝”,“你愿意自己一辈子就这样了,也想孩子一辈子跟你一样?”一招使出,往往有效。

  干部们心里明白,除了故土难离,老百姓们更为忧虑的是,搬进城以后,做啥营生?现在好歹还有几亩薄田地可以糊口,进了城,买根葱都要钱,钱从哪里找?

  刘兴安总是随身揣着一本小册子,《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传册》,薄薄20页,“全是干货”。从搬迁补助、就业扶持,到子女教育、住房政策,进城后的就医、保险,应有尽有。

  安龙县的许多干部们拿着这本小册子,向自己对应的贫困户详细宣讲,希望能让他们心里的石头落地。担心买不起新房子的,告诉他们,房款由国家买单;担心找不到工作的,承诺一户至少保证一人就业;担心没人养老的,告知会参加社会保险,还有其他多项保障政策;想创业做生意的,有无息贷款和启动资金支持……

  隔三差五就有各个乡镇的大巴车载着贫困户来县城考察,先去安置点,看看拔地而起的小楼,再去产业园区,看看已经搬出来的贫困户如何赚钱,再坐公交车参观县城,看看学校、医院、超市,最后坐下来开会讲政策,一趟下来,很多本不愿搬迁的贫困户改了主意。

  当然,还有想要搬迁但不符合条件的人,刘兴安介绍,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搬迁。省里制定了详细的搬迁对象识别办法,对搬迁对象所处的区域条件、家庭个体条件都有严格规定,进行筛选后,还要经过组内评议、公示等11个环节和程序,才能正式登记为搬迁农户。

  没想到搬进绿色小镇

  搬家之前,田应荣去了趟新建成的安置点,这个安置点在县城新区,未来几年就将会是主城区,安置区还有个响亮的名字:绿色小镇。配套的草地、路灯等一应俱全,挨着就有学校、幼儿园、超市、医院、产业园区等,曾经的忧虑打消了,田应荣马上抽签选了房子。按照规则,一楼分给腿脚不利索的,其他楼层抽签决定,穆天明因为家里有两个残疾人,住进了一楼。田应荣抽到了六楼,虽是顶楼,他也挺高兴,“六好,六六大顺”。

  黔西南州明确:所有搬迁全部搬到县城,或跨区域搬到产业更集中的兴义市或义龙新区,方便搬迁群众有工打、有业就、有收入,真正搬得出、稳得住。2016年建设的33个安置点,全部建成城镇区,按照“绿色小镇”的标准进行,主导产业、特色街区、主题广场、文化展馆、商旅市场、众创平台等“十个一”同步配置,每个安置区都有着不同的风光风情风物、绿色特色景区、生产生活生态、宜业宜居宜游的特色。

  安龙县的安置区就是这样的绿色小镇,这让从小生活在穷山沟里的田应荣很满意。他没想到,搬迁让他获得了更大的实惠。按照规定,贫困户进城安置,人均住房面积不超过20㎡。

  田家没掏一分钱就住进了县城的安置小区。干部给他算过一笔账,总计10多万的购房款,有中央给的钱,有省里给的钱,还有他们以后拆掉老房子的钱等等,田应荣听着有点糊涂,“总之就是不用花钱”。

  儿子田迪比他明白,麻利地给记者算下来。根据国家政策,每人有2万块钱的建房补助、1.5万的旧房拆除奖励,一家四口一共是14万,新房每平米1300元,80平米是10.4万,算下来他们不用花钱就可以住进了新房。

  贵州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规划处徐元刚说,建设安置点的费用均由省统贷统还,不给基层政府增加压力。

  乔迁新居的那天,田迪的女朋友也来了。两个年轻人终于可以结婚了。他们买了沙发和双人床,桌上铺了大红花桌布,把新居像城里人一样拾掇起来。但是,阳台花盆里种的青菜还是出卖了他们,和平时出入不爱关门、喜欢围坐在街边唠嗑的邻居们一样,他们还保留着浓浓的山里人气息。

  但他们的下一代离城里人更近了一点。九龙小区安置点不远处就是安龙县的教育园区,县城最好的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集中在那里,根据县里的政策,搬迁农户的子女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优先办理入学。穆天明右脚残疾的女儿,就已经在家门口的高中就读了。

  “保姆式服务”

  最多的时候,周林刚一天要接打100个电话。他是洒雨镇驻安龙县易地扶贫搬迁办公室联络员,全县各镇都有这样一名联络员,他们的工作是负责各镇搬迁农户进城以后的“一切琐事”。

  周林刚以前做过扶贫站站长,熟悉贫困户的家庭情况,“只要是洒雨镇的,你把名字报给我,不能说百分之百,但是百分之九十的,我就知道他的基本情况。”

  现在的周林刚觉得自己更像搬迁农户的“保姆”,“停水了找我,停电了找我,两口子吵架了也找我”。他每天要处理各种琐事,停水了联系水利部门,停电了联系电力部门,要找工作的协调相关企业,真吵架了还得上门劝架。

  有个搬迁农户半夜给他打电话,说自己家电表被偷了,他赶过去一看,原来是欠费停电了。连县委书记都接到过十几通类似琐事的电话,不论大小都要耐心帮忙解决。

  周林刚理解搬迁农户,第一次进城居住,总有个适应的过程,他耐心地教搬迁农户们,出门要锁门、自来水不能直接喝、垃圾要丢到垃圾桶里、超市结账要排队。每个搬迁农户都有他的电话,不分白天黑夜,随时可以找到他。

  他乐于提供这种“保姆式服务”,周林刚说,他小时候,家里是寨子里最穷的三五户之一,父母坚持送他们兄弟几个读书,“现在反过来了,是寨子里最好的三五户人家之一了”。

  他会给贫困户讲自己的故事,“那时没有这么好的政策,读书没有贷款,创业也没有奖励”,他希望搬迁农户们能珍惜当下的机遇。

  总有人“扶不起来”,洒雨镇的一个搬迁农户,非缠着周林刚给他评低保,说自己的包保人是个局长,“谁也没权随便给你家评低保,是有程序的对不对?”周林刚劈头盖脸把对方一顿说,“你才41岁,正年富力强,有胳膊有腿,现在就想着吃低保,将来呢?你孩子怎么办?靠低保一家人能过上好日子吗?”

  对方被他批评得不言语了,再也没说过低保的事儿。

  刘兴安说,有人进了城,又不肯劳动,总想着有政府兜底,“反正有事找政府”。他们给一个搬迁农户联系了工作,对方要么嫌累,要么嫌工资低,干部两次去家中探视,都上午10点多了,他还躺在床上睡大觉。

  当地流传一个段子,因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享受的优惠政策多,比如搬进了县城、住进了新房、子女优先入学、就医有绿色通道、政府帮找工作……一个小学生写作文《我的愿望》时写下,我的愿望是当一个移民搬迁户……

  说起这些,刘兴安有些无奈,他说,很多公共资源,城镇居民之前已经享受过了,现在让贫困户享受,无论从国家战略大局考虑,还是从公平角度考虑,都无可厚非。但是,好的政策也不能用于“养懒汉”,激发搬迁群众的内生动力才是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。

  “收入翻了好多倍”

  田应荣现在绝大部分时间在大棚里侍弄蘑菇。田家四个大棚,每个大棚约600平米,内置8排铁架,每个架子有7层,共有6万多根菌棒。棕色的菌棒远看像一个泥巴棍,走近了能看到上面星星点点冒出来的香菇。整个棚里弥散着温热的蘑菇香味。

  今年4月,政府出钱,组织蘑菇大棚里的农户去东北、浙江学习技术,在浙江庆元的一家食用菌协会,田迪吃到了有生以来最多花样的蘑菇宴,蒸煮煎炸炖烤,应有尽有。

  他把学来的技术应用到自家大棚里,根据温度、湿度的变化,决定是否掀起遮阳布、打开喷水器。这个大学体育专业的小伙子,还学会了看菌棒的成色、蘑菇的等级。

  最大的驱动力就是赚钱。食用菌大棚全部由政府出资搭建,购入菌棒的费用由政府补贴一半,另一半是无息贷款。一根菌棒4元购入,几茬蘑菇卖完,每根菌棒算下来就能赚1.5到2元,他家四个大棚就能赚十多万,比起之前在家种地,“收入翻了好多倍呢”。

  蘑菇娇嫩,水少了不行,温度高了不行,太阳晒着了也不行。田家人干得来劲,在大棚旁边搭了小帐篷,白天顾不上回家,累了就躺一会儿。大约每三个小时,他们就要进棚采摘一次,耽误了最佳采摘时间,蘑菇伞面下方会开裂,品质下降,“就从三块五一斤变成一块钱一斤了”。

  周林刚说,没搬迁出来之前,个别农民比较懒,“没事做的时候就在家喝酒、打牌,喝多了还和人打架”,搬出来都忙着赚钱了,“你问问他们还喝酒不?”田应荣嘿嘿地笑了。

  安龙县委宣传部部长谭宏介绍,黔西南州气候宜人,“既不太冷,也不太热,湿度较高”,适宜发展食用菌产业。他们因地制宜,从全国各地引入多家食用菌企业,将产业发展和扶贫搬迁工作相结合,引导搬迁农户到食用菌大棚里就业,帮助搬迁农户脱贫致富。

  一项更具雄心的“中国蘑菇小镇”项目也在推进,去年11月,安龙县政府与黔西南州福建商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,打造“中国蘑菇小镇”,总投资20亿元人民币,以食用菌种植为第一产业,食用菌加工生产为第二产业,围绕蘑菇小镇发展为第三产业。

  谭宏说,随着蘑菇小镇的建设与建成,会为搬迁农户提供更多的安置、就业与培训机会。

  除了食用菌产业,安龙县还与多家企业合作,或由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,为搬迁农户提供就业机会,目前已经提供了超过5000个就业岗位,据测算,到2018年,就业岗位可超过2万个,超额完成一户一就业的目标。

  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真正被激发

  38岁的布依族人韦孔昌,在安龙县九龙小区开了个物业公司。政府鼓励搬迁农户的自主创业行为,根据有关政策,为他的公司免费提供办公场所,启动资金提供贴息贷款,扶贫干部还帮曾经不懂汉语的他给公司取了名字——贵韵。

  一年前,没读过书的韦孔昌还只会说布依族话;如今,他的汉语已经说得有模有样了。几个月时间,他的物业公司陆续接下了三个小区,还发展了工程队、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队等,吸纳了几十个搬迁贫困户就业。

  黔西南州移民局局长王尧忠说,全州2016年搬迁14553户66176人,截至8月底入住率95%,搬迁群众实现了一户一人以上就近就业,这些目标说明了群众搬得出、稳得住、能致富。

  如今,田迪有了更宏大的规划。包括他在内,14户菇农成立了“安龙县感恩种养植农民专业合作社”,田迪本人担任理事长。县扶贫办支持他们,为合作社提供了免费的办公场所,还给购置了一批办公用品。

  田迪计划,由合作社对接农户与收购公司。等到社员多了,他们会有更强的议价能力,赢得更多收入。未来,合作社还可以联系更多食用菌公司,主动开拓市场,不再由政府“扶着走”,而是一步步踏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。

  新京报记者 王婧祎 实习生 周小琪 贵州安龙报道

责任编辑:张迪

”毕老师10月22日刚动了手术,出院没多久,可她执意自己来报社讲述。

而2013年4月的交易市场,局势发生了大逆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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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时间:2017-10-20 04:26: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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